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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阳光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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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赤城非旧事，琉球仍在倭奴家。后羿轻盈曾折日，我辈誓斩东海鲨。

七分血国驱敌寇，一片丹心铸菁华。过往历历金陵破，神州依旧海棠花。

㈢ 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来的歧视农民的观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

① 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微利时，应当可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这说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② 农民只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 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前和产后都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一，价格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因为收购渠道依旧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说过：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补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儿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稳定来得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就不必挂心。

县委书记：不合理的东西被穿上了合理的外衣。

L先生：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县委书记：说得好！

L先生：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村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宪政，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县委书记：L先生，你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L先生：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下面千万别忽视。我开不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考，总起来说，就是：要有大思路-----彻底解放农民；要有大前提-----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要吃大亏。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决定在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税赋远远不够，其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零税赋”看成是经济行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使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就是收税的。

县委书记：L先生，你的一席话既是警世恒言，又是喻世明言。这些话，我从来没听到过。我曾多次去省里，去北京，和很多农业问题专家座谈，他们的见解反而不如你深刻。这真奇怪，读了你的书，我认为你的外交思考也在职业外交家之上。

L先生：折杀我也。如果非要我说，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工人为什么不热爱机器？大庆油田赢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一头牛，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主人就会爱惜国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

“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产品的主人，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由为先决条件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都等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委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对我说，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字塔。前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营，不想传到现在，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小，一路缩小上去，最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县委书记：是啊，“潜在资源”这句话值得思考。

L先生：是要思考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对青年说的：第一是思考，第二是思考，第三是不能总是思考。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场外涌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牌冲击会场。韩国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下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都对棉花产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本来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其原因如下：

① 农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要；② 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崩溃；③ 对农民收费成本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④ 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

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更缺水，几乎无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中国农业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策，最后才是资金。

县委书记：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L先生：就此打住。上路。

㈡ 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L先生：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的真正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县委书记：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我指的是“顶端和末梢”。

L先生：我提出的实际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农民参政”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提过这个说法，但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县委书记：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我们县也搞了。

L先生：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我指的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县委书记：对此我有同感。

L先生：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民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县委书记：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

L先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又有谚曰：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过吧。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县委书记：大吃大喝我们这儿也很严重。

L先生：哪里是大吃大喝那么简单的？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

这两种腐败的区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他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农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正是在腐败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看见一个本家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和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就与人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县委书记：盲流问题也使乡镇政府都感头痛。

L先生：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余的劳动力，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其表现形式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作敏的坐骑是奔驰 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天，农村中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他们为数虽少，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县委书记：经您一点拨，我豁然开朗。我们县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我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子存在，我当时称他们是黑手。

L先生：说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

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情的投入。

我还想说说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

县委书记：我想请教一个具体问题，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

L先生：我看至少有三点：㈠ 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别是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㈡ 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的一切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之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十，社会学家称之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少？你应当比我清楚。

县委书记：基本没改变。在我们县，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

L先生：㈢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其本质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Citizen）一词中含有城市的意思，民主的前提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县委书记：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L先生：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1947年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因而遭到批判，1949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农民问题：与一位县委书记的谈话---刘亚洲著作》

县委书记：L先生，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但您时间短，马上就要走。我只好挑最重要的问题了。您知道，我们县是个贫困县，以农业为主。县委书记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农业。当前，“三农”问题已成为国家一个严峻的问题，您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L先生：我以前当过兵，但对农民问题始终是关心的。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解放军的大陆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民，因此，解放军还算是一支农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解放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可分。你看，解放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县委书记：有道理。

L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其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解放军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总是比我们装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解放军战无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艰辛劳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苦，作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解放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解放军进攻时除了吹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会跳大戏的。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县委书记：想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L先生：也有另一面。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神。中国军队历史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是此理。

县委书记：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

L先生：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

县委书记：清军呢？

L先生：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背下失去天下的。

县委书记：不错。

㈠ 用观念战胜观念

L先生：“三农”肇始于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我在同一位中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它更准确。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农村依旧贫瘠。贫瘠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两位国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你比我清楚。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

李昌平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疾呼有余，深思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静。农民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找原因。

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是因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羊多，羊毛多。纺织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县委书记：L先生，你说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

L先生：我认为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人虽老，声音洪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农民嘟囔一句：“北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根竹竿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绍信吗？和要找的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起来妖魔化农民。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县委书记：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L先生：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战争都是打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之所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得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都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战乱消耗掉的人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不绝的人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愚民首先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之《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治者；专制王朝有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从112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05亿元，增长11.4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首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字样，立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

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民有“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加入挖沟的大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视野审视农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标记。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县委书记：L先生，你说的真是深刻。

L先生：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天，改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1998年大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五月初五逢端午，屈子如今也糊涂。

娼婊当道笑贫贱，权贵逐利嫁商贾。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1788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约翰·杰伊John Jay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权力分化---权力制衡---权力监督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政府的权力，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一种侮辱。但政府本身的存在，不就是人性最大的耻辱吗？

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的重要设计：

立法权力and行政权力and司法权力之三权分立。

参议院and众议院之两院制，

互相牵制以防止立法机关权力过大；

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之间，权力互相制衡；

行政机关和参众两院之间，权力互相制衡；

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之间，权力互相制衡。

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的重要设计：

通过宪法政治and法治来确定联邦政府and州政府and地区政府的权限和职能。

联邦国家，本质上是宪政国家，是法治国家。只有在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真正得到确立，并享有崇高地位的国家，只有在法律可以界定各级政府之职能、权限、权力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家，只有司法能够调节各级政府争端的国家，只有当法治无上的权威被广大民众普遍内化为生活方式的国家，只有在各级政府严格遵纪守法，并把法治当作最高典范的国家，联邦制才可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很好地运作。谈联邦主义，必强调三个层面：一是统一强大的联邦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分权制度和权力监督制衡的重要性；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和权力在法治范围内的界定。

横向功能分化与纵向权限职能分化

“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

现代社会分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功能分化之各个系统的自我运作和独立自治，现代化社会完成了自己高效廉洁的运作。现代化社会中的横向功能分化系统，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功能系统的地位是平等的，其既各自紧密相连，互相服务于对方，同时又高度功能分化、高度独立、高度自治，因此，其关系是平行的，没有一个功能系统高于另外一个系统，也没有一个功能系统比另外一个更重要。

一个社会，除了横向功能分化以外，还必须有纵向权限职能分化。必须科学有效地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职能界限、管理领域和功能分配，才能完成各级政府应该完成的重要任务。

纵向权限职能分化和横向功能分化是有区别的：横向功能分化是一个社会本质性的把握，涵盖了一切社会领域；纵向权限职能分化，说到底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权力分化和分配，是隶属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子系统。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

立宪体制下and宪政范围内的纵向权限职能分配

“集权分权”模式的核心是，在法治框架中和法律范围内，权力实现分化，每一级政府（中央、州、地区）都分享到一定的权力和职能，也分配到各自服务管理的范围，同时也清楚界定大家共同管理的范围和各级政府单独管理的范围区域。有效的法律界定和宪法政治分权，其实质，并不是削弱中央的权力，更不是削弱中央的权威，相反，进一步促进了法律范围内的中央权力，在更高层次上巩固和提高了中央的权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必须从两个方面探索制度的建设。

一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过渡到一个横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另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权限和职能的方法，既能保证和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充分发挥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和人文的独特优势，终在牢牢维护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实现各地区的全面发展。

强国公式＝（横向功能分化＋纵向权限职能分化）× 公共投资水平 × 国家幅员及人口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就具体领域and具体职能范围，谈分权和扩权。

古筝芭蕾等等等，朵朵的快乐童年，and泪水和孤独，一丝丝的孤独。昨儿，Sis孙全家过来，吕梁拜访共餐，顺道聊了老鼠仓。欲壑贵在知止，行路难在相时。Today，中国助残日。倏然，西南医院的日子历历在目，想起我的战友们，想起无尽的前路。斯生斯世，无庸论短长，万般挫折亦不辍，不负一腔子暖血，and血只要是热的，梦就不会熄灭。

《古句集咏志》

雁过长空，影沈寒水。

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宠辱不惊，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云卷云舒。

五十步到手，何必求百步？股场即赌场，收手是金。家父有言，野外山林路，一日计，韶华时，不止150华里/15Hour，我能多少呢？小刘昨日徒步，from六里桥to中关村，来回合计3.5Hour，当餐奖之。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7年3月15日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 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 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 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刘亚洲中将；

《空军军事学术》编辑部记者戴旭。

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爆发，4月11日美侵略军攻占巴格达。虽然这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但造成了世界性震撼：此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绝不会回到伊拉克战争之前去。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历史，并在继续改变着历史。1962年，我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毛主席形容此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说是政治军事仗”。同样，伊拉克战争也具有军事政治双重含义。

政治上，这场战争有三个意义：

①这场战争是新旧世界秩序的分水岭。

金一南说：战争决定秩序。此话很对。冷战之后，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了，美国一直在追求一种“新帝国秩序”。什么叫“新帝国秩序”呢？就是美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文化、精神、宗教的力量独霸世界。从西方的价值观看问题，国家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称霸，任何国家都一样；不称霸是因为你没有称霸的条件，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

二十世纪国际体系的最后一块基石，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法秩序。美国是这个机制和秩序的主要发起国和制定国之一，现在，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把这块基石彻底砸碎了。这场战争是美国“新帝国秩序”下的第一场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②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说到底是宗教冲突。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从根本上讲就是宗教冲突，当然也是文明冲突。冷战之后，另一种规则的战争开始了，其从根本上讲就是文明冲突。当今的文明冲突，以西方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最为激烈。美国不仅要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改造”伊斯兰世界，其终极目的是打垮整个伊斯兰世界。自古以来，文明就是通过战争来移植的。

伊拉克战争已成历史，但2003年的春天让全球人民都感到寒意无限。比利时首相最近说，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超级大国，因为美国的危险，世界也变得危险起来。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中客观存在的不对称军力，其鹰派政客产生了近似狂妄的战争迷信，导致了国际政治天平的急剧倾斜。美国状如一辆正向山下冲去的、刹车失灵的战车。

③地缘政治。

地理即命运。一般，强国在崛起之初，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地缘政治中必须控制的地区。中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有人说，美国于二战后的全部中东战略都是围绕石油展开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美国控制中东，既为石油，又不全为石油，其有着比控制石油更深远的目的。中东地区，不仅是能源基地，更是世界的交通枢纽。若美国真正控制了中东，则将使世界力量为之重新整合，历史进程亦将因此而产生改变。

军事理念，包括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上世纪以来，存在着两大武装集团：一个是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这两大武装集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军事理念。俄美军队之间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在于技术运用和战争观念。

相较美军，俄军高技术只是部分地体现在武器平台上，未形成系统。俄军在车臣，基本上还是靠常规兵器作战，其各作战平台之间及各指挥机构之间，尚未实现信息交互。技术决定战术，俄军既对车臣武装未形成“代差”的技术优势，则不能像美军那样利用绝对的信息技术优势实施不对称作战。

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之所以能够面对美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实施大纵深穿插，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其破解敌之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办法只有一个：机动。只有拥有了机动权，才能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否则只有你打我而不能我打你。

美军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及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和俄罗斯在车臣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消灭掉对方的机动能力。只要对手还有在战场上行动的自由，胜利就还很遥远。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都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而中原王朝的国力、军力，都远在游牧民族之上。亡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重要原因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兵具有极强的机动性，使中原王朝防不胜防。

当前，美军搞这个系统那个系统，数字化信息化等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剥夺对手的战场机动权，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没有机动权就没有生存权。美军如何控制对手的机动能力呢？简单地说，就是使自己成为千里眼、顺风耳，同时让对手眼瞎耳聋。

之所以说美军强大，就是因为其拥有战场感知能力。有如下数据：美军从发现目标到实施精确打击的时间（即完成【发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战果】“打击链条”所需时间），海湾战争时为100分钟，科索沃战争时为40分钟，阿富汗战争时为20分钟，伊拉克战争时为10分钟，即基本实现了“发现即摧毁”。

若此，则对手根本来不及实施机动。如2001年11月间，美侦察机发现一支车队在夜幕下撤离喀布尔，立即通过卫星报达美中央指挥中心，待五角大楼下达攻击命令，三架战机很快飞抵目标上空，投制导炸弹三枚，同时，无人侦察机向地面车辆发射导弹，是为世界上第一架投入实战的无人攻击机。后经证实，包括拉登助手阿提夫在内的近百名塔利班分子在此次空袭中丧命。又如在伊拉克战争中，3月20日傍晚，美发起首次打击后，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一枚，半小时余，美F-15飞抵，将正待机动的导弹发射车摧毁。

相较美军，车臣战争中，俄军盲目而迟缓。由于缺乏现代化的侦察与通信手段，俄军无法及时发现车臣武装，屡屡贻误战机。俄一空降分队在山区陷入车臣武装重围后，由于联络中断，指挥部无法查明该分队的具体位置，致使九十名官兵苦战三昼夜而得不到支援，最终全部被歼。

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其最大区别在于，俄军打的是机械化战争，而美军打的是信息化战争。俄军采用的是各种常规作战平台和以陆军为主的作战思想，尽管俄军比车臣武装拥有绝对的常规力量优势，却没有能力剥夺对方的机动权，这就是其与美军的根本区别。

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掀起新的整军运动。我军开展的精简整编，其实质就是整军。怎么走？走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路。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用一句话概括，空中战争。这既是伊拉克战争的特征，也是近年来历次战争所揭示的未来战争发展趋势。此次伊拉克战争，尽管美军投入了大量地面部队，但空中力量仍然是该战争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的利益在全球，美军实行的是全球战略，这就要求其军事力量必须具备远程、快速部署、精确打击、短时猛烈、保持绝对制空权等特点。在美军现有作战力量中，惟有空中力量符合这一要求。格林纳达战争后，美军总结说：二十四小时运来一个营，比三个月运来一个集团军还管用。

瘫痪战，是近20年来美空军一贯的作战思想。回顾空军诞生之近百年来，大国空军的战略运用，一直在打击军事力量与打击社会潜力、战略轰炸与空中支援之间徘徊。二战中，美英主要侧重战略轰炸，德苏主要侧重战场支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总的来说，越战以前，因战争胜负是以陆地战场的结果为准，故空军多是间接的军事打击；越战后，特别是海湾战争后，瘫痪战渐成主流。

由于空军是战时最活跃最机动的军种，具有强大的作战力量，因其为平时最具威慑性的国家力量，故其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任何军兵种、武器和思想都一样，因其实用性，才有威慑性，因其有战役能力，故才有战略作用。上述美军通过集中空中力量对伊拉克进行战略威慑，主要就是以其表现出来的战役打击能力为依据的。

杜黑认为，一旦夺得制空权，必须能够加以利用，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有了制空权而不加以利用，等于双方都拥有制空权。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在军事革命中的作为，将会对国家的兴衰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20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是围绕中东石油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

衡量军队战斗力的标准有三：打击距离、推进速度、杀伤威力。很显然，和空中力量比起来，陆军在这三个方向上全面落后-----陆军规模庞大、行动不便，且容易陷入持久战的泥沼。

杜黑认为，国家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军民的战斗意志，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力量重心。对力量重心的直接打击，将加速战争进程并影响战争结局，胜利属于能首先粉碎对方物质和精神抵抗的一方。而航空武器的出现，提高了直接打击对方力量重心的手段，空中力量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能力，将使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战场。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天空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有可能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

军事革命已经发生。许多国家先后摈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纷纷削减军队数量。战争是人类的影子，人类走到哪里，战争就到哪里。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陆军，走到今天，基本上走到尽头。不是要不要陆军的问题，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陆军的问题。真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传统陆军，而新型陆军将应运而生。

你可以砸烂我的家，但你不能到我家里来。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清·纳兰性德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长如玦。

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奈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

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悼张志新》

清明花锦簇，月下有忠魂。义君守真死，立志效斯人。

生当扶危济世，死亦作鬼猖狂。

纵使文章惊宇内，纸上苍生而已。

独立性需求库存，指将被消费者消费或使用的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库存。

从属性需求库存，指将被用来制造最终产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库存。

MRP的输入：总生产进度计划（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MPS）；产品结构清单（Bill of Material，BOM）；库存状态文件（Inventory File）。

什么是Standard？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所规定之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并经公认的机构批准。

在管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期约束员工，实行标准化。什么是标准化？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并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标准化。标准化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抽象性；②技术性；③经济性；④连续性，亦称继承性；⑤约束性；⑥政策性。

领导力专家约翰·C·克斯韦尔博士如是说：“考察世界上最成功的组织，你会发现其成功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效的团队管理。所谓团队领导者的成功，可以定义为对周围人能力最大程度的使用。”

Team：T，target目标；E，educate教育培训；A，ability能力；M，moral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