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零年代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签名）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玖月柒我生日。祝你快乐！

一. 虚拟万里

互联网“老同志谈话”洋洋洒洒，乍读起来，它似有退休老干部口气，有些话语还把作者和万里曾有的经历有意连接。然而到了该文最后一大段，“托言他人”制造了一个“虚拟万里”的手法露馅了，那段话是：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实际情况是：

万里过去五年根本没到过广东。近年来，他住院多次，甚至病危，何及出巡？

其二，《南方周末》2008年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约请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叶道英之子）发表长文。“虚拟万里”说自己是在那之后又到广东，这不是乱编吗？

文中提到叶剑英通过其二子叶选宁（时任总政联络部长，该部负责对台湾工作）与其他人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方式当年盛行，因为文革的风气造成只相信可靠的家人的这种心态。胡耀邦，万里本人，邓立群等无一例外。比方说，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就窜来窜去，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他还代表“中央很负责的同志”与党内不同意见的高层沟通、疏导。万里的儿子万老四在北京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其儿媳妇还是号称“中南海王熙凤”。

叶剑英并没有动用总政联络部的某个副部长或一个警卫班做任何事。叶剑英知道，自己虽然被陈锡联取代军委日常工作，但叶的“军委副主席”头衔还没被取消。如果亲自出马，难免被外面看成“军事政变”。所以“一生谨慎”（毛泽东语）的叶剑英认为由政治局多数解决少数的方式为佳。他找王震，王震说：汪东兴我还可以说上话。叶：这是个关键人物，你一定要和他保持联系。王震又找陈云，陈也认为“四人帮”要解决，但他起初考虑，学苏联共产党当年赫鲁晓夫开中央全会整倒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绕开政治局委员的表决。然而陈云在认真研究中央“十大”中委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取得过半数人的支持。叶剑英又约陈到西山一谈，叶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记录稿给了陈看，陈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但解决方式要合乎党内程序，不是只顾眼前，要顾虑党的传统，要合法。在历史上提出这个事情，不给后人留下坏影响。1976年9月21日，华国峰请李先念到小礼堂看电影，两人借故在厕所“不期而遇”，华委托李找叶剑英，征求如何解决。两人为防窃听，只用纸笔交流。概而论之，解决“四人帮”叶剑英起了重大作用。叶剑英作了部署，但发起动手是华国峰，他指示汪东兴只动用了警卫部队。这不是秘密情报机关动用的手段！华国峰是党中央主席，汪东兴听命于他，师出有名，顺理成章。是开会政治解决问题，而不是某个军事将领出马当一哥老大。

“虚拟万里”歪曲事实，断言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了特殊作用，何其荒谬！当年谁也是以这类理由，这样攻击中国扯下“四人帮”？“北极熊”苏联！台湾蒋经国！

“虚拟万里”借用陈云“下不为例”一语否定清除“四人帮”之举，认为那样做不合“政治伦理”。那么，让江青当党主席，王洪文当国家主席折腾中国下去，就符合“政治伦理”？！客观讲，真实万里是坚决反对“四人帮”，也一直在和党内老同志联系的。

证据之一是：1975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造反派出身的副总理孙健，默许铁道部副部长郭鲁纠合一帮人去整部长万里。

证据之二是：解决“四人帮”后的几天，执政者采取内部“打招呼”的方式，在政治局已缺少四人的情况下，吸收了王震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王到会一看，大发脾气：为什么不让万里同志列席这么重要的会议？

通过分析，就可以看出“虚拟万里”的文章漏洞很多，且不合事实，完全没有可信度。分辨一篇文章真伪，只要发现一段是虚拟的，而且失实虚假的，就可以将整篇文章视为失实虚假，不辨自明。

那么，“虚拟万里”真正持刀者为何人？相信很快会有关部门会循迹查出。我们坚决支持将其投入“秦城”，因为“托信他人”也是某种形式的犯罪。实际上，“虚拟万里”只不过汇总“炎黄春秋”为首的党内右派种种言论、香港杂志那些流言蜚语而已。若认真阅读那些杂志，你会发现什么“执政的合法性”等种种提法早就出现过。另外，持刀人发现5月份赵某人录音讲话成书后不少人好奇，决定仿而效之也来个“虚拟万里”录音讲话以惑众。你看，什么鲍彤、李大同都跳出来断定那是万里，宁可“赌错”真正的作者。为什么？只因为很多话是来自他们自己的。

二. 真实万里

⒈ 万里目前健康状况

万里（1916年生，山东东平人），现年93岁。

过去几年间，万里患病曾多次住进医院，三次有“病危通知书”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万里家人找到民间医生并予以土方治疗，与中央保健部门发生争执，万里四子万季飞的妻子（号称中南海王熙凤）代表家人坚持土法治疗。结果病情好转，数月前已从医院搬回中南海内住所。

“假万里”文章称：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了特殊作用。

时间就不对嘛！万里这五年都没到过广东，何来视察？何来关心“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万里本人家属都断然否认“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出自万里或家人之手，对“假万里”深表愤慨。

⒉ 万里政治上还是清醒的

历次党内斗争，他力求表现开明一面，但又注意“风向”变化，时常动摇，但到最后关头，他基本站到了正确的一边。

外间对万里在1989年的表现有多种说法，赵紫阳一面之词是说：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自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他出国前，他要我找邓小平直接谈一谈。他时间来不及了；他一直支持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万里预期5月22日从加拿大到美国，6月1日离开。到美国之前，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要他立即返回，一种是要他继续行程。在那个时刻万里是举足轻重的，他是人大委员长，但可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投票。最终万里决定5月25日提前回国，这是一个事后有争议的决定。

到达上海时，当时上海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和万季飞在机场迎接。但中央高层要他暂不回北京，他的专机只能停在上海。5月27日，中国各大报刊登万里名义文章，支持中央当时的决策。最终，万里并没有选择站在少数赵紫阳一边。5月31日，万里回到北京，受到彭冲等副委员长的迎接。再怎么风云变幻，万里都能审时度势，保持了与党中央的一致，显示政治上的某种成熟。

⒊ 万里提“包产到户”并无实行

万里在文革后到安徽当省委书记，固然支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众所周知，这是万里在中共党内的最大政治资本。但万里只是议而未决，他离开安徽后，“包产到户”一议并没有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安徽省委也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或决定，反倒是宋平当书记的甘肃省委在全中国率先以《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10.17》率先签订“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曾经当过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宋平，一直没有去和万里争这个“谁是第一”。然而，宋平在甘肃期间，当“伯乐”相中胡锦涛这匹“马”，在北京时又支持地质部长孙大光提拔温家宝这匹“马”，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功绩不言而喻。

赵紫阳1975年到四川当书记后就根本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方面的改革。他针对四川盆地冬暖夏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是稻麦一年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南充地区“水路不走走旱路”的办法，等等。赵为了这种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省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到任后，挖空了不少存粮，让许多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赵紫阳在其他改革的做法是，从地方上缴财政中，挖出一块给企业留成。当时在四川省担任财政局长的田纪云贯彻赵紫阳思路出力甚大，还拿六个工厂做试点。这是为什么赵紫阳在当总理后把田纪云上调中央当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后进入政治局，升为副总理的原因。

因此，“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句顺口溜是当时某个秘书发明出来的。严谨地说，这句话是事出有因，空穴来风，但并非全部事实。

过度夸大万里和赵紫阳的历史作用是不妥当的。在当时解放思想的影响下，没有万里和紫阳，也会有别人跟进。

⒋ 万里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视察。5月29日，胡作了著名的“六条意见”讲话，至今仍然评价不一。最重要一句话：感觉到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了！

胡讲话期间，万里中间插话达十二次之多，强力支持胡的看法。另外，胡认为，中央一年给西藏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身上。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第三，后来胡决定把军人出身的区党委书记阴法唐撤换，调出当二炮副政委。1985年由赵紫阳派四川彝族人伍精华任书记，伍专走藏族人上层路线，两面不讨好。直到胡锦涛1988年到西藏才扭转局面。

胡耀邦个人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缺点之一就是考虑不周，没有征求或顾虑其它领导人意见就贸然开炮，有时脾气也不小。但他对西藏的“六条意见”讲话，在八十年代引发“政治地震”达好几年之久。美国报纸通过私下渠道公开发表全文后，引发了境外藏人、藏独团体和支持他们的西方势力的欢呼雀跃。境内新疆、内蒙和青海也引发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内讧。有些汉族干部巴不得回内地或家乡工作，而少数民族干部趁机想挤走汉族干部。胡把新疆两种意见的干部召去北京开会，做了个纪要，结果会都开不下去。总理赵紫阳对此也不满意，说新疆问题怎么搞得这么糟。

最要命的是，万里还在会议上表态说，新疆问题，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的内政都由你们（当地维吾尔和汉人）决定，决定以后，中央只有这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你们决定。

万里这些言论，脱离了中央的主流意见。但胡耀邦后来也意识到问题严重。在后来的西藏自治区谈会上，胡多次强调反“右”，显示他接受了教训，认识到他和万里的讲话是不妥的。

⒌ 万里在八十年代其它代表性言论

198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南方沿海地区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中央书记处领导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斥之“胡说八道”。

1986年9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其后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陆定一突然举手“发难”，要求删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书记处成员中，只有万里一个出面附和，中央委员中还有小部分人鼓掌。

万里讲：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社会主义也不对，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赞成取消。

1987年1月2日，胡耀邦写信给邓，要求辞去总书记。1月6日，邓找胡谈话后，委托五人召集开“党内民主座谈会”解决胡的问题，即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1月8日，会议开了5天，和别人“猛烈”炮火批胡不同，万里的批胡显温和。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政治局五常委加杨尚昆、万里七人谈话，表示要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万里跟风表态支持。

⒍ 万里与黄光裕兄弟

一般可以肯定，中国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高官。

万里与黄光裕是通过万老四万季飞认识的。黄氏兄弟二人在内蒙古倒卖电器，失败，转到北京发展。通过中间人认识万里家人。黄发挥潮汕人公关送礼的传统，成为万里家的上宾。黄氏兄弟口头禅：向银行借100万，要用80万公关，20万营运。凭万里在北京市当过副市长、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人脉，黄氏兄弟在北京很快争到了地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人后来都得到了黄氏兄弟给的一套豪宅。

再拿件事实佐证：外界很纳闷为什么万里最疼爱的孙女万宝宝（万季飞之女），她既非演艺明星有收入，也无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钱在巴黎上流社会当名媛、住豪宅，尽享风流？这些，都是由黄光裕兄弟的私下资助！现在黄光裕出事，万宝宝也乖乖回到北京。

现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能批评万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属的行为，对中共党内高层形象有严重伤害，当然包括对万里本人。因为中央一直要求高官约束其家属，万里就不该自律吗？

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

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

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

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是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

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

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

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

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

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

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

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

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责任承担。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

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

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

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

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

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

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

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

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

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

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

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

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

在处理“四人帮”的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

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

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

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

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万里说：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

    万里说：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万里把每年3月份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究竟起什么作用说的透透的，万里说：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八十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万里说：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万里说：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

    万里说：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

    万里并不象中共那样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的人民称作“与国外反华势力内外勾结”，要迫害和镇压。万里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万里说：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万里说：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万里说：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