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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零年代Wiki and Semantic：MSN=daoyin_sdw@hotmail.com；QQ=610370177 16/09/2009 炽天使：每天看到可怜的战士们，我就很无奈。 昨天的排练，晕倒了30多个战士。究其原因， 就是为了演出效果的需要！这样就可以以牺牲战士安危为目的？ 耸人听闻！而且每天都在口口声声说注意安全.....我不知从何而来！ 大部分战士都恢复了，但是还有两个留院观察...深度昏迷.....唉！ 这是我亲自经历的，官方没有报道。 昨天的现场，所有战士压在密不透风的牛皮纸下面，2个小时，被规定纹丝不能动， 之后，为了出效果，还要用干冰，更加雪上加霜，当时就30几个被抬下去了...看得我很是揪心。 14/09/2009 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签名）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11/09/2009 吴稼祥：发现“快女”版“双百”英雄榜
怎么没有周恩来呀？ 早起，我正要上洗手间，忽听她爸，前少校军官在客厅餐桌边义愤填膺地大声喊道。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提了裤子前去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餐桌上一定没有周恩来，我们没有请，没有资格请，请也请不来。 出去一看，他正坐在餐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边，大概是在浏览每日新闻。 哪儿没有周恩来？我问道。 全国“双百”人物榜呀。 什么“双百”人物？如果是妇联主任和白衣天使“双百”榜，没有周恩来很正常呀，首先，他不是妇女，其次，他不是护士，也没有当过医生，还有，即使当过，也不一定能上榜，他未必是好医生，而且已不在世…… 前少校急了：不是这个那个人物，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那一定是有人恶搞，山寨版，或者是“快女”版的。我说。 前几天到霄云路8号附庸风雅，参加2005欧美同学会举办的音乐界两大师（余隆和陈其钢，余是指挥大师，陈是大师级作曲家，北京奥运会音乐总监，以及“我和你”的作者）演讲会，说到中国音乐，又说到湖南卫视的“快女”，陈其钢说：越是唱得难听，跳得难看，越是能过关，这不奇怪，他们要的是话题和卖点。 想到这里，我说：一定是有人在恶搞，想成名想疯了。没有周恩来，有邓小平吗？ 也没有，连朱德宋庆龄都没有。 那有谁？ 有张学良，江上青，李硕勋…… 哈哈，给我说着了。搞这个版本的人如果不是极端无知，就是用心险恶，想把还活着的我们国家领导人放在火炉上烤…… 这上面可写了吓死人的十几家主流单位呢。 嗨，网络时代，什么怪事不能发生呵，伪造几个发起单位有什么难的？我就不相信我们国家的主流会变成下流，强力部门会变成强奸部门，你等着瞧，那个东西很快会被屏蔽。礼崩乐坏到这种程度，那是不可能的。 怕那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被河蟹，特附录如下供同好把玩： 八女投江、于化虎、小叶丹、马本斋、马立训、方志敏、毛泽民、毛泽覃、王尔琢、王尽美、王克勤、王若飞、邓萍、邓中夏、邓恩铭、韦拔群、冯平、卢德铭、叶挺、叶成焕、左权、白求恩、任常伦、关向应、刘老庄连、刘伯坚、刘志丹、刘胡兰、吉鸿昌、向警予、寻淮洲、戎冠秀、朱瑞、江上青、江竹筠、许继慎、阮啸仙、何叔衡、佟麟阁、吴运铎、吴焕先、张太雷、张自忠、张学良、张思德、旷继勋、李白、李林、李大钊、李公朴、李兆麟、李硕勋、杨殷、杨子荣、杨开慧、杨虎城、杨靖宇、杨闇公、肖楚女、苏兆征、邹韬奋、陈延年、陈树湘、陈嘉庚、陈潭秋、冼星海、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周逸群、明德英、林祥谦、罗亦农、罗忠毅、罗炳辉、郑律成、恽代英、段德昌、贺英、赵一曼、赵世炎、赵尚志、赵博生、赵登禹、闻一多、埃德加·斯诺、夏明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狼牙山五壮士、聂耳、郭俊卿、钱壮飞、黄公略、彭湃、彭雪枫、董存瑞、董振堂、谢子长、鲁迅、蔡和森、戴安澜、瞿秋白。 09/09/2009 唐寅唐伯虎行书《落花诗册》沈周，因丧子，撰写落花七律十首， 此为，唐寅和《落花诗册》三十首。 其见地上落英满布，联系己之坎坷遭遇，怅然不已，乃抒心中愤慨 《落花诗》是唐寅传世的书法代表作之－，当为其较早所书，用笔 圆转妍美，玉骨丰肌，风流潇酒，温文尔雅。 唐寅一生多次书写落花诗，每次所录诗作的数量不同/内容不同，书法风格也不尽相同。 目前所知分别藏于中国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苏州市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 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借问牧童应设酒，试尝梅子又生仁。 若为软舞欺花旦，难保余香笑树神。料得青鞋携手伴，日高都做晏眠人。 夕阳黯黯笛悠悠，一霎春风又转头。控诉欲呼天北极，胭脂都付水东流。 倾盆恠雨泥三尺，绕树佳人绣半钩。颜色自来皆梦幻，一番添得镜中愁。 春风百五尽须臾，花事飘零剩有无。新酒快倾杯上绿，衰颜已改镜中朱。 绝缨不见偷香椽，堕溷翻成逐臭夫。身渐衰颓类如此，树和泪眼合同枯。 时节蚕忙擘黑时，花枝堪赋比红儿。看来寒食春无主，飞过邻家蝶有私。 纵使金钱堆北斗，难饶风雨葬西施。匡床自拂眠清昼，一缕烟茶飏鬓丝。 坐看芳菲了闷中，曲教遮护屏展风。衙蜂蜜熟香粘白，梁燕巢成湿补红。 国色可怜难再得，酒杯何故不教空。忍看马足车轮下，一片西飞一片东。 崔徽空写镜中真，洛水难传赋里神。国色自来多命薄，桃红又见一年春。 已无锦帐围金谷，漫把青鞋踏麯尘。绕树百回心语口，明年勾管是何人？ 天涯晻溘碧云横，社日园林紫燕轻。桃叶参差谁问渡，杏花零落忆题名。 月明犬吠村中夜，雨过莺啼叶满城。人不归来春又去，与谁连臂唱盈盈？ 白华垂柳弄新晴，紫背浮萍细点生。三月寻芳骑凤侣，一时齐唱踏莎行。 收灯院落伤栖燕，细雨楼台湿啭莺。莫问东君诉恩怨，自来春梦不分明。 春朝何事默凭阑，庭草惊看露已团。花并泪丝飞点点，絮飘眼缬望漫漫。 书当无意开孤愤，带有何心绾合欢。且喜残丛犹有在，好随修竹报平安。 桃花净尽杏花空，开落年年约略同。自是节临三月暮，何须人恨五更风。 扑檐直破帘衣碧，上砌如欺地锦红。拾向砑罗方帕里，鸳鸯一对共当中。 恻恻凄凄忧自惔，花枝零落鬓丝添。周遮燕语春三月，荡漾波纹日半帘。 病酒不堪朝转剧，听风且喜晚来恬。绿杨影里苍苔上，为惜残红手自拈。 杨柳楼头月半规，笙歌院里夜深时。花枝灼灼难长好，漏水丁丁不肯迟。 金串袖笼新藕滑，翠眉奩映小蜼垂。风情多少愁多少，百结愁肠说与谁。 李态樊香忆旧游，蓬飞萍转不胜愁。一身憔悴茅柴酒，三月伤春满镜愁。 爱惜难将穷袴赠，凋零似把睡鞋留。红颜春树今非昨，青草空埋土一丘。 杏瓣桃须扫作堆，青春白发感衰颓。蛤蜊上市惊新味，鶗鴂教人再洗杯。 忍唱骊歌送春去，悔将羯鼓彻明催。烂开赚我平添老，知到年来可烂开？ 丽色堪餐莫谩夸，一朝衰飒看伊家。昭君偏遇毛延寿，炀帝难留张丽华。 深院青春空自锁，大堤红日又西斜。小桥流水闲村落，不见啼莺有犬蛙。 满堂欢笑强相陪，别有愁肠日九回。时节又惊梁燕乳，铅华无奈隙驹催。 香消衣带伤腰瘦，梦断辽阳没信来。门掩黄昏花落尽，牛酥且荐掌中杯。 亚字城边糜鹿台，春深情况转悠哉。襞衣玉貌乘风去，对酒蓬窗带雨推。 结子桃花如雨落，挟雌蝴蝶过墙来。江南多少闲庭馆，朱户依然锁绿苔。 桃蹊李径谢春荣，斗酒芳心与夜争。陌上新蒭麯尘暗，墙头圆月玉盘倾。 青帘巷陌无行迹，绣褶腰肢觉瘦生。莫道无情何必尔，自缘我辈正钟情。 簇簇雙攒出蠒眉，淹淹独倚曲栏时。千年青冢空埋怨，重到玄都只赋诗。 香逐马蹄归蚁垤，影和虫臂罥蛛丝。寻芳了却新年债，又见成阴子满枝。 芳菲又谢一年新，能赋今无八斗陈。儇薄错抛倾国色，缘轻不遇买金人。 杜鹃啼血山中夜，蝴蝶游魂树底春。色即是空空是色，欲从调御忏贪嗔。 貌娇命薄两难全，莺老花残谢世缘。年长卢姬悲晚嫁，日高黄鸟唤春眠。 人生自古稀七十，斗酒何论价十千。痛惜秾纤又迟暮，好烧银烛覆觥船。 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 山屐已教休泛腊，柴车从此不须巾。仙尘佛劫同归尽，坠处何须论厕茵。 催耕声里短柴门，煠兰香中雉草园。西子归湖余有井，昭君出塞尚留村。 春凤院院深笼锁，细雨纷纷欲断魂。拾得残红忍抛却，也教粘向阿咸旙。 蕉酒新啼满袖痕，怜香惜玉此心存。可怜窗外风鸣树，辜负尊前月满轩。 奔井似衔亡国恨，坠楼如报主人恩。长洲日暮生芳草，销尽江淹黯黯魂。 伯劳东去燕西飞，南浦王孙怨路迷。鸟唤春休背人去，雨妆花作向隅啼。 绿阴茂苑收弦管，白日长门锁婢傒。蛱蝶翻翻残梦里，曲栏纤手忆同携。 青鞋布袜谢同游，粉蝶黄蜂各自愁。傍老光阴情转切，惜花心性死方休。 胶粘日月无长策，酒酹荼蘼有近忧。一曲山香春寂寂，碧云暮合隔红楼。 春来嚇嚇去匆匆，刺眼繁华转眼空。杏子单衫初脱暖，梨花深院恨多风。 烧灯坐尽千金夜，对酒空思一点红。倘是东君问鱼雁，心情说在雨声中。 呜呜晓角起春城，巧作东风撼地声。灯照檐花开且落，鸦栖庭树集还惊。 红颜不为琴心驻，绿酒休辞盏面盈。默对镜奁闲自较，鬃丝又是一年嬴。 春梦三更雁影边，香泥一尺马蹄前。难将灰酒灌新爱，只有香囊报可怜。 深院料应花似霰，长门愁锁日如年。凭谁对却闲桃李，说与悲欢石上缘。 花朵凭风着意吹，春光弃我竟如遗。五更飞梦环巫峡，九畹招魂费楚词。 衰老形骸无昔日，凋零草木有荣时。和诗三十愁千万，肠断春风谁得知。 04/09/2009 温相：孔五元VS陈三两 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孔五元”和“陈三两”，用宋丹丹的话说：这叫人名啊？ 没错，都不是人名，都是外号。为啥会有这样奇怪的外号？还要从头说起。 孔五元的大名，一说都能知道，他叫孔祥熙。 抗战时期，大后方普通工薪阶层相当困厄，一些教职人员更加饥寒，他们天天跟政府要求增加待遇增加薪水。孔祥熙当时手握重权，是政府的化身之一。他一听不高兴了。 有一天，很多知识分子云集，他们继续要求孔祥熙增加工薪，孔大怒，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张簇新的五元法币，在众人的面前晃了又晃：看见没有？这是五块钱，放在我身上已经好多日子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把它花出去，你们天天喊钱少，为什么我连五块钱都花不出去？ 众人无语。 若干年后，七十年代，我党高级领导干部陈锡联主政东北，外号叫做陈三两。为啥会有这样的外号？因为在他的治下的百姓每月只能得到三两油、三两肉。故此得名“陈三两”。 有一次，有人向陈三两反映百姓的困窘，陈三两一听勃然大怒：我们家也是三两油、三两肉，怎么我就够吃呢？我怎么就不感到油水少呢？ 也是无语。 如果说孔祥熙说五元钱够花，多少有点情有可原，因为孔自幼也算是出身中产，而后又是有名的“四大家族”，是有名的官僚资本、大买办，大坏蛋，所以，他晃着五元钱说的那些话不是人话，我们可以理解，偏偏这为陈三两也说类似的话，我们就纳罕了。 陈锡联晚年自己回忆，他童年的生活很苦，给人放羊还经常挨打挨骂，曾经有一次母子抱头痛哭，以致于参加了革命。可就这样一个典型的苦孩子出身的人儿一旦屁股做到了一定位置上，居然也能冒出和孔祥熙一样的逻辑，哈哈，我们大家都该无语了吧？ 晋武帝有个白痴儿子叫做司马衷，此人后来做了皇帝，此为晋惠帝。有一天，下面报告他说：百姓没有饭吃，都给饿死了。白痴皇帝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何不食肉糜乎？ 地球人听说这句话估计都该无语了。 03/09/2009 中元节之夜：谁敢跟我聊天.....我就敢灭谁！男人们一生中会有很多女人都忘不了 女人要面对这个现实，然后看淡 虽然过去了，但男人们是忘不了的 其实女人也是如此 人不是懂得忘记的动物 所以，不要试图在意对方，关心对方 看淡对方，就是尊重对方 男女都是平等的..... 不专情是人的本质 上更多的床，也是人的本能 总之，万物兴歇皆自然 不要相信永恒 更别信奉诺言 一切都是有价格的，包括人格 但不要试图主动用价格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要懂得用合适的价格在合适的时候出卖自己 出卖自己是一种本事，出卖是快乐的 可以相信男人，但不要相信身边的男人 尤其上过床的男人，就不可能再在精神上赤裸裸面对一个女人 女人要面对自己的小心眼，要善于用自己的狠 狠，是女人天然的优势，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用狠去杀伤男人 男人，永远不要去看女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睛，在别人观望时，会变成彻头彻尾的谎言 不要相信男人对其自我的好评.....每个好评的背后都会有两个丫的丑陋事件 SB才对自己的将来有设想 无论男女，就像站街的妓女，谁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有谁上门 自认为看透男人或女人的女人或男人，都是陷阱里的人。 “看透”两个字，首先意味着无病呻吟 最无聊的是无病呻吟。其次才是叫床时候的呻吟 反正.....反正.....不过是寂寞的女人在寂寞的夜里代替手淫的一种工具 无非.....无非.....不过是男人没有勇气夺到女人的自怜自艾 睡，才是真实而永恒的床上生活，晚安。 朱镕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1999年4月14日）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昨天在纽约，我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作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作学术演讲。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70岁了，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你们的学位了。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既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贯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 怎么叫做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双方的共识。 在中美关系方面，很多问题，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多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科索沃问题等等，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些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当然，这跟你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位教授们比起来，那是班门弄斧。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美贸易逆差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569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211亿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你们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刘遵义，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这些数字在计算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计算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些；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程度的；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365亿美元。由于美国还有大量向中国的服务性出口，单讲货物进出口逆差只有350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但是我很尊重这位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中美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说，美国的全部贸易逆差去年只有1690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总的逆差不超过2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你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点。在其他国家，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来的贸易逆差就超过2%。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或者是资源性的产品。 这些产品在15年以前你们就停止生产了，因此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的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有利于你们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这使你们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消费性的产品在美国是找不到人来生产的，如果你们停止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或者从别的国家来进口这些产品的话，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要为此多付出200亿美元。这个数字我是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提供的数据来推算的。1998年，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这些消费品，而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话，你们在座的诸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些钱出来，也许通货膨胀就会比现在要高一点了。 第三，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可以说70%以上是加工贸易。 什么叫“加工贸易”呢？就是外国投资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内地设厂去加工和装配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到美国来。这些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中国内地的增值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我上面讲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转移。以前，你们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我刚才列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但是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现在它们已经不生产这些东西了，因此，它们把原材料、零部件转移到中国内地，用内地的劳动力生产出产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来。所以，你们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加起来都是一样的。 我在1987年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就作过调查。我调查了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等这些名牌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因为这些工厂大多设在中国沿海的福建省，我在福建省做了调查。当时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20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120美元。这20美元给中国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它可以养活两个工人---我是拿全年来讲。其他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美国来的。其中主要的气垫就值2美元，是从美国来的，这也许是个专利。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你们美国不会去生产，从别的国家买是很贵的，只能够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中国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一些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价值都是别的国家或地区对美国出口的价值的转移。我很赞成你们MIT一位有名的教授叫做保罗*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他的文章很有见解，我经常看。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来，中国这是双顺差，在经常项目是顺差，在资本项目我们也是顺差。我们146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大半，绝大部分是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的弱点，我同意他这个观点。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 我以上这三个论点旨在说明，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也大大地有利于美国。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改善这个贸易平衡，中国将尽其所能地来改善中美贸易的平衡。 我预言，目前美国上下怒气冲冲地谈论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也要谈论一番了，不过那个时候很可能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 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是不会怒气冲冲的。因为，我认为只要能够引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这种贸易逆差将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长期来说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不完全决定于中国，目前首先是要美国方面真正做到它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得太严了。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它的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田纪云：《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92年0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报告。 29/08/2009 记1860年通州-八里桥之战
1860年，英法殖民者以广州“亚罗”号事件为由，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 战争爆发后，由于当时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由于要镇压起义军，致使清朝无法将有战斗力的绿营/湘军/淮军调往北方卫戍北京。同时，由于当时太平军派出的一支北伐部队逼近山东直隶，无奈的清政府只得动用了最后的手段---除了部分可以调集的绿营外，清朝从蒙古地区紧急调集了由蒙古科尔沁旗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的近2万名蒙古骑兵入卫京畿。 就是这支蒙古骑兵的到来直接导致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失败。随后，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又要面临另一个对手：已经北上的英法联军。 1860年8月21日，北京门户天津失陷。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僧格林沁统率大沽之战后的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加上当地原有蒙古骑兵共有1万蒙古骑兵和陆军3万余人，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 8月31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 9月07日，谈判破裂，清朝方面逮捕了包括联军将领巴夏礼在内的对方使团成员百余人。以此为借口，联军决计进攻北京城。这样，惨烈的通州-八里桥之战打响了。 作为参战清军的最高统帅，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 僧格林沁统率清军共计达30000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超过10000人。 9月18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同时，联军事先得到了中国军队中有蒙古骑兵参展的情报，由于当年蒙古铁骑对欧洲的远征给欧洲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了对付蒙古骑兵，英军专门部署了印度骑兵，甚至还有使用康格列夫火箭的印度土著火箭兵。 战前，清政府由于考虑到敌方火力的强悍和自身的优劣，明令僧格林沁：派出的马队劲旅，一定要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忧，进退失据。我军趁此时机，利用熟悉地形方位等优势给敌人以痛击。作战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然而，由于不熟悉敌军的火力和对于蒙古骑兵攻击力的过渡自信，使僧格林沁公然抗命，不但派出的马队没有绕道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反而将马队派上宽大正面，对敌人实施反冲锋，在装备强悍火器的英法联军面前，这种冷兵器骑兵的大宽度的正面集团冲击无疑是自杀！这直接导致战斗的失败。 9月18日，战斗打响。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当日中午，自河西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严阵以待。由绿营步兵和蒙古骑兵合击，杀伤敌军众多，尤其蒙古骑兵表现出强悍的攻击力。于是，英法军集中火炮轰击蒙古骑兵，并出动印度土邦火箭兵，用康格列夫火箭齐射悍不畏死的蒙古勇士。而参战的蒙古骑兵的战马，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西方近代火炮爆炸后的效果，更没有经历过康格列夫火箭，受惊吓后惊骇回奔，冲垮了后方的步兵，导致阵势混乱，纷纷后退。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攻占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由通州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将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1万名蒙古骑兵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 9月21日凌晨4时，英法联军由骑兵在前开路向八里桥方向推进。 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负责主攻八里桥，是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法国人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八里桥决战打响。电影《火烧圆明园》真实再现了那惨烈悲壮的一幕！ 八里桥之战打响后，清军蒙古骑兵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面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由于火枪装备有限，大部分人手持长矛弓箭，凭着一腔热血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蒙古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他们象他们的先辈那样，远用箭射，近用刀砍。激战1小时，毙伤数百敌人。 但，蒙古骑兵的冲击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的步枪火力阻击。当时联军步兵战术为：第一排卧倒，第二排单腿跪，第三排站立，轮番射击。同时，蒙古骑兵还遭到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乎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轰击下撤退。同时，南路的法军主力第2旅将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之后，给参战的中国步兵巨大杀伤。 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至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在统帅胜保的率领下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白刃战，给法军以很大杀伤。后胜保负伤落马，遂率军退至定福庄。直到战斗打响后，作为全军统帅的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部对抗，一部分向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 通州八里桥之战，从9月21日早上7时打到12时，战斗异常惨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用原始的弓箭长矛和大刀给英法联军以重大杀伤。 联军中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的……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我们。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是不过人数较少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这来自对手的赞誉成为中国蒙古铁骑在那场战争中最真实的写照。 而作为参战中国军队尤其是蒙古骑兵的统帅，僧格林沁虽然犯了指挥上的错误，但他面对敌军，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督战。 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中这样写到：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正准备横下一条心来争夺通道……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现在，运河的两边和桥上已堆满了被可怕的杀伤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桥头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象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敌人已告全面撤退，而且战场上，清军精锐所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孟托班将军情不自禁地说：在我看来，这个人确有过人之勇。有几个士兵冲向前去，想把他活捉。而在这时候，好象为了使我们有时间能把这英勇身影留在脑海里而有半小时没去碰他的炮弹，却正打中了他，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电影《火烧圆明园》真实再现了这永恒的一幕。 最终，参加1860年通州八里桥之战的3万中国军队，包括2万5千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至此英法联军打开了通向北京的大门。 1860年通州-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同西方军队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此战给参战双方都带来巨大震动。作为入侵者的英法联军，虽然得到最终胜利，但此战的惨烈程度，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国蒙古骑兵异常强悍的战斗力令联军将领大为震惊和折服。失败的中国方面由此战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尽管这经验的代价极其高昂！ 由于包括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和战略战术的错误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中国失败了。但参战的中国蒙古骑兵和绿营步兵勇士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打出了中国军人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伟大精神！用自己鲜血和生命向侵略者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政府的！勇士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无愧与国家民族！ 1860年通州八里桥之战中为国捐躯的中华勇士们永垂不朽！ 开战了！
2009年08月27日下午六点过，战斗终于打响。 我是在晚上9点多回到家才接到那边朋友打来的电话，果敢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在清水河/杨龙寨/昔俄接火。杨龙寨紧挨中国边界，跨过国门就是中国南伞，老缅意在切断和中国的联系；昔俄是同盟军的司令部；清水河是在中国孟定境外，和佤邦南邓隔江相望。 老街没有战斗，据说是中国的压力，不准交战，怕的是危及中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要说，果敢人的军力是比不过老缅，但这次佤邦出兵了，二三千人。 目前，在杨龙寨的战火造成几十名中国人受伤，不清楚有无死亡。我认识一个老乡说，他的老挑（妻子的妹夫）小腿被老缅吊的迫击炮弹炸飞。 老缅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想趁中国在外交领土面临困境，又逢60大庆期间无暇顾他从而造成既成事实，实在吃不下来，战争状况也可以影响大选，缓解国际社会要求缅甸实行民主自由的压力。 去年去的果敢，经常在大水塘看见同盟军和政府军三三两两擦肩而过，甚是奇怪。这个地球上除了有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怎么会有不同军队共存的事情。 在那里生活一年，听闻有些隔阂摩擦，但两方始终保持克制。不过，摊牌这一天很快就来临了，真不敢相信，昔日宁静的山乡，骤然间血肉横飞。 我想去看望那些我教过的孩子们，不知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笔者：
7月离开之前，有见到老缅很多连贯的动作，只是没想到在我离开十多天后形势如此突变紧迫。从10日起到现在联络在果敢的朋友，还有山上的学生家。情况基本跟进了解。还有学生家长以为我还在缅甸，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往中国跑。 华族的悲哀，有事就乱做一团，真不是尚武自强的民族。特别是还有很多鸵鸟人，动不动就说没事了没事了，还说人家通信息的人造谣。 其实我的离开是早就有言在先的，有人说我是落跑，有人说我幸运，我不这么看，我倒是想亲身经历这场“黑祸”，骨子里就有那种喜冒险的特质。 8*8事件后，好多人去中国躲避，南伞孟定等地。我有个老乡在那边以卖菜为生，他告诉我，在南伞租房一天几十，吃饭又是几十，老本不厚者几下就见底，那几日南伞去到昆明的卧铺车一票难求，百姓苦啊！ 家大业大者也是欲哭无泪，有贱价买房的，经营手机的也是低价甩卖，前几天，新闻里说情势恢复平静，避难者都逐渐返回老街，原以为暂时可以无虑。不料。昨天，在果敢Q群里看到有人说，老街街头来了十五车老缅兵。 联络我在老街的朋友SU，问她在哪里？说在南伞，我以为她去玩或者什么，不料，她说老街这几天很乱，当下明白。 要知道，她家可说是当地比较优越的家庭，上次刚开始乱的时候，她可没有离开他家那花草盆景簇拥的大院子。 果敢论坛里也叫一个乱。相当多的坛友是从汉网和铁血来的民族主义者。有热血青年号召组建志愿军，这种感情我理解。但几乎不现实。还有些人因得知果敢的黄赌毒，进而对果敢的落后故步自封失望到一种抛弃的态度，说风凉话，让果敢人自生自灭。 我和他们都不同，我在那里生活一年。果敢的过去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果敢社会民生的进步是缓慢的、欠缺的。但当你和那里的人长时间的相处，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你的人，你对那片土地也一定会倾注感情，如何割舍得下？ 关注缅北的人常常会拿果敢和佤邦做比较，认为佤邦实力强，不怕，可高枕无忧。殊不知，佤邦那边今年就老缅的压力同样也紧张。从法理来说，当时你承认国家主权，可说是缓兵之计。等人家摩拳擦掌准备好再来收拾你，也没有什么法理上的桎梏。另一点，当年血雨腥风后迎来的和平富贵生活，心理上可再也难回从前的奋勇不怕死的状态。故，能拖则拖，保持现状最好。 佤邦是人多，地域广。但个人认为，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可以影响到全局。例如，民族性，佤族地区封闭落后贫穷，自古以来作战就勇猛顽强，这样，其领导人能很容易募集到一支强大的、听指挥不怕死的军队。虽然文化差，可是在山区地带作战可以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 中国人在此次事件发生时大量出逃，我能理解，毕竟出国到这一块复杂的夹缝地带是为求财，谁都宁愿舍弃财产，也不愿冒生命安全之危。有人认为中国强大了，老缅要看TG脸色，可子弹乱飞时候，遇到中国人会自动转弯吗？就算是万分之一的几率，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么好点运气呢？ 老缅兵在果敢苦心经营二十年，兵力已经超出同盟军。我认识的老百姓对他们最多只是抱怨，偷摸、军纪差，也有个别年轻人去和偷东西的老缅干过架，但只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是无可奈何。 那边的朋友告诉我，这次居然还有年轻人跑到中国去，为的是怕被征兵。 我个人对果敢的前途较悲观，老缅就象一条大蛇，从95年杨家兄弟引进来已经缠了十几年，越缠越紧。果敢就如温水里的青蛙，愈加无斗志。 有些愤青居然说让PLA过去，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脑残。60年代你毛爷爷就大大方方把江心坡及果敢等一大片土地划给老缅，你还有什么可说、可做，人家在主权范围内行事，怕你们这些唾沫星子？ 若不是因为日脓的军政府，万恶的大缅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我果敢华族的祸害，这是一支被满清鞑子追杀至此的南明忠诚军民的后裔。在几百年间、逃亡、然后同山地少数民族杂居共存，后又遭受英帝国鸦片的荼毒，艰难繁衍生存至今。我在这里费尽笔墨说什么都是多余，都是不该。 想念山上的同学们、乡亲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果敢）关于“09*8*8事件”的声明
2009年8月8日，军人政府以禁毒为幌子，悍然下令调派军队，对在1989年曾为国家作出重大和平贡献的果敢少数民族区域，实行军事挑衅和威胁。由此造成了全果敢地区人民群众，尤其是老街市区人民，其中包括大部分中国各地来果敢经商、务工人员极度恐慌紧张，纷纷弃家抛业逃离果敢，进入中国镇康县南伞/耿马县孟定等边境一线避难。此举，给果敢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平安定产生了严重影响。给特区经济及百姓财产造成了数亿人民币的重大损失。“09*8*8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及震惊。 更为严重的是，8月11日，国家政府军邀请我特区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驻果敢司令部就“8*8事件”进行协商之际，借口我方主要领导不出席就无故扣押我特区政府谈判代表6人，长达5小时，严重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基础。 之前，军人政府就有关整编问题，曾多次与我特区会晤，我方均以礼相待，并阐明了我特区的立场观点。认为改编乃关系国家、民族之大事，必须妥善协商完善处理。我们一贯主张果敢是缅甸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要平等和睦相处。我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发展经济，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是我们的目标。谁知军人政府竟恼羞成怒，对我特区采取如此手段，是可忍孰不可忍！现我特区决定：在安全得不到保障之前，暂停主动与军人政府之间的接触。 特此声明 掸邦第一特区行政管理委员会 二OO九年八月二十日 陪了母亲一日到晚归子夜里，一个人，随意间， 读了《日光峡谷》，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味道。 男人里的东方男人里的中国男人，就当是这个样子，并且！ 并且！必须！加上对女人的敬畏和恩爱。必须叠加！ 男人必须敬畏女人。男人必须舍得为女人而死。 26/08/2009 苍舒说事儿006：Zhuangbility 鸟：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接洽，让国外的某些NGO把注意力放到协助大陆社区建设社区文化上来。 疯狂苹果： 嗯，也对，这个想法好。BTW，bjqingnianlu.com is yours？ 鸟： 嗯，www.bjqingnianlu.com的另一个名字是www.happytimecn.com是我们建立的面向全国的公益论坛。是咱们社区的一些邻居和外地的一些朋友一起做的。想把公益和社区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想在青年路区域做尝试。 疯狂苹果： 好想法。支持。 鸟： 只是一个想法。 疯狂苹果： 以后我会多多参与的。 鸟： 嗯。核心团队都是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者入，没有先来后到。讲究敢想，敢尝试，不谈钱，肯奉献，哈哈哈哈，基本是按照雷锋思想设计的。希望在这个时代还能有生命力。 疯狂苹果： 会有的。在国外，这种思路很成熟。 鸟： 是啊。所以我想通过NGO等渠道，引进成熟的思路和模式。然后结合我们中国现状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而实现之。 疯狂苹果： 嗯，知道你想法了。咱们互通有无，积极进取，为理想奋斗不息。 鸟： 嗯。这个团队是个长期的，是个以思路为核心，分布式的。比如上海深圳等地都有朋友，大家可能各自在各自区域去尝试触发点。即便在国外也可以，但当下眼光落在华人圈。希望能通过一辈子的实践做一些案例，然后逐步形成框架和适合中国的模板。 《七夕》共枕一席泪，未曾似胶漆。高下殊然见，我假浑不知。 25/08/2009 《虚拟万里与真实万里》一. 虚拟万里
互联网“老同志谈话”洋洋洒洒，乍读起来，它似有退休老干部口气，有些话语还把作者和万里曾有的经历有意连接。然而到了该文最后一大段，“托言他人”制造了一个“虚拟万里”的手法露馅了，那段话是：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实际情况是： 万里过去五年根本没到过广东。近年来，他住院多次，甚至病危，何及出巡？ 其二，《南方周末》2008年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约请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叶道英之子）发表长文。“虚拟万里”说自己是在那之后又到广东，这不是乱编吗？ 文中提到叶剑英通过其二子叶选宁（时任总政联络部长，该部负责对台湾工作）与其他人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方式当年盛行，因为文革的风气造成只相信可靠的家人的这种心态。胡耀邦，万里本人，邓立群等无一例外。比方说，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就窜来窜去，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他还代表“中央很负责的同志”与党内不同意见的高层沟通、疏导。万里的儿子万老四在北京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其儿媳妇还是号称“中南海王熙凤”。 叶剑英并没有动用总政联络部的某个副部长或一个警卫班做任何事。叶剑英知道，自己虽然被陈锡联取代军委日常工作，但叶的“军委副主席”头衔还没被取消。如果亲自出马，难免被外面看成“军事政变”。所以“一生谨慎”（毛泽东语）的叶剑英认为由政治局多数解决少数的方式为佳。他找王震，王震说：汪东兴我还可以说上话。叶：这是个关键人物，你一定要和他保持联系。王震又找陈云，陈也认为“四人帮”要解决，但他起初考虑，学苏联共产党当年赫鲁晓夫开中央全会整倒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绕开政治局委员的表决。然而陈云在认真研究中央“十大”中委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取得过半数人的支持。叶剑英又约陈到西山一谈，叶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记录稿给了陈看，陈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但解决方式要合乎党内程序，不是只顾眼前，要顾虑党的传统，要合法。在历史上提出这个事情，不给后人留下坏影响。1976年9月21日，华国峰请李先念到小礼堂看电影，两人借故在厕所“不期而遇”，华委托李找叶剑英，征求如何解决。两人为防窃听，只用纸笔交流。概而论之，解决“四人帮”叶剑英起了重大作用。叶剑英作了部署，但发起动手是华国峰，他指示汪东兴只动用了警卫部队。这不是秘密情报机关动用的手段！华国峰是党中央主席，汪东兴听命于他，师出有名，顺理成章。是开会政治解决问题，而不是某个军事将领出马当一哥老大。 “虚拟万里”歪曲事实，断言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了特殊作用，何其荒谬！当年谁也是以这类理由，这样攻击中国扯下“四人帮”？“北极熊”苏联！台湾蒋经国！ “虚拟万里”借用陈云“下不为例”一语否定清除“四人帮”之举，认为那样做不合“政治伦理”。那么，让江青当党主席，王洪文当国家主席折腾中国下去，就符合“政治伦理”？！客观讲，真实万里是坚决反对“四人帮”，也一直在和党内老同志联系的。 证据之一是：1975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造反派出身的副总理孙健，默许铁道部副部长郭鲁纠合一帮人去整部长万里。 证据之二是：解决“四人帮”后的几天，执政者采取内部“打招呼”的方式，在政治局已缺少四人的情况下，吸收了王震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王到会一看，大发脾气：为什么不让万里同志列席这么重要的会议？ 通过分析，就可以看出“虚拟万里”的文章漏洞很多，且不合事实，完全没有可信度。分辨一篇文章真伪，只要发现一段是虚拟的，而且失实虚假的，就可以将整篇文章视为失实虚假，不辨自明。 那么，“虚拟万里”真正持刀者为何人？相信很快会有关部门会循迹查出。我们坚决支持将其投入“秦城”，因为“托信他人”也是某种形式的犯罪。实际上，“虚拟万里”只不过汇总“炎黄春秋”为首的党内右派种种言论、香港杂志那些流言蜚语而已。若认真阅读那些杂志，你会发现什么“执政的合法性”等种种提法早就出现过。另外，持刀人发现5月份赵某人录音讲话成书后不少人好奇，决定仿而效之也来个“虚拟万里”录音讲话以惑众。你看，什么鲍彤、李大同都跳出来断定那是万里，宁可“赌错”真正的作者。为什么？只因为很多话是来自他们自己的。
二. 真实万里
⒈ 万里目前健康状况 万里（1916年生，山东东平人），现年93岁。 过去几年间，万里患病曾多次住进医院，三次有“病危通知书”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万里家人找到民间医生并予以土方治疗，与中央保健部门发生争执，万里四子万季飞的妻子（号称中南海王熙凤）代表家人坚持土法治疗。结果病情好转，数月前已从医院搬回中南海内住所。 “假万里”文章称：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了特殊作用。 时间就不对嘛！万里这五年都没到过广东，何来视察？何来关心“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万里本人家属都断然否认“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出自万里或家人之手，对“假万里”深表愤慨。 ⒉ 万里政治上还是清醒的 历次党内斗争，他力求表现开明一面，但又注意“风向”变化，时常动摇，但到最后关头，他基本站到了正确的一边。 外间对万里在1989年的表现有多种说法，赵紫阳一面之词是说：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自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他出国前，他要我找邓小平直接谈一谈。他时间来不及了；他一直支持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万里预期5月22日从加拿大到美国，6月1日离开。到美国之前，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要他立即返回，一种是要他继续行程。在那个时刻万里是举足轻重的，他是人大委员长，但可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投票。最终万里决定5月25日提前回国，这是一个事后有争议的决定。 到达上海时，当时上海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和万季飞在机场迎接。但中央高层要他暂不回北京，他的专机只能停在上海。5月27日，中国各大报刊登万里名义文章，支持中央当时的决策。最终，万里并没有选择站在少数赵紫阳一边。5月31日，万里回到北京，受到彭冲等副委员长的迎接。再怎么风云变幻，万里都能审时度势，保持了与党中央的一致，显示政治上的某种成熟。 ⒊ 万里提“包产到户”并无实行 万里在文革后到安徽当省委书记，固然支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众所周知，这是万里在中共党内的最大政治资本。但万里只是议而未决，他离开安徽后，“包产到户”一议并没有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安徽省委也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或决定，反倒是宋平当书记的甘肃省委在全中国率先以《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10.17》率先签订“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曾经当过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宋平，一直没有去和万里争这个“谁是第一”。然而，宋平在甘肃期间，当“伯乐”相中胡锦涛这匹“马”，在北京时又支持地质部长孙大光提拔温家宝这匹“马”，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功绩不言而喻。 赵紫阳1975年到四川当书记后就根本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方面的改革。他针对四川盆地冬暖夏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是稻麦一年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南充地区“水路不走走旱路”的办法，等等。赵为了这种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省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到任后，挖空了不少存粮，让许多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赵紫阳在其他改革的做法是，从地方上缴财政中，挖出一块给企业留成。当时在四川省担任财政局长的田纪云贯彻赵紫阳思路出力甚大，还拿六个工厂做试点。这是为什么赵紫阳在当总理后把田纪云上调中央当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后进入政治局，升为副总理的原因。 因此，“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句顺口溜是当时某个秘书发明出来的。严谨地说，这句话是事出有因，空穴来风，但并非全部事实。 过度夸大万里和赵紫阳的历史作用是不妥当的。在当时解放思想的影响下，没有万里和紫阳，也会有别人跟进。 ⒋ 万里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视察。5月29日，胡作了著名的“六条意见”讲话，至今仍然评价不一。最重要一句话：感觉到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了！ 胡讲话期间，万里中间插话达十二次之多，强力支持胡的看法。另外，胡认为，中央一年给西藏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身上。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第三，后来胡决定把军人出身的区党委书记阴法唐撤换，调出当二炮副政委。1985年由赵紫阳派四川彝族人伍精华任书记，伍专走藏族人上层路线，两面不讨好。直到胡锦涛1988年到西藏才扭转局面。 胡耀邦个人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缺点之一就是考虑不周，没有征求或顾虑其它领导人意见就贸然开炮，有时脾气也不小。但他对西藏的“六条意见”讲话，在八十年代引发“政治地震”达好几年之久。美国报纸通过私下渠道公开发表全文后，引发了境外藏人、藏独团体和支持他们的西方势力的欢呼雀跃。境内新疆、内蒙和青海也引发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内讧。有些汉族干部巴不得回内地或家乡工作，而少数民族干部趁机想挤走汉族干部。胡把新疆两种意见的干部召去北京开会，做了个纪要，结果会都开不下去。总理赵紫阳对此也不满意，说新疆问题怎么搞得这么糟。 最要命的是，万里还在会议上表态说，新疆问题，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的内政都由你们（当地维吾尔和汉人）决定，决定以后，中央只有这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你们决定。 万里这些言论，脱离了中央的主流意见。但胡耀邦后来也意识到问题严重。在后来的西藏自治区谈会上，胡多次强调反“右”，显示他接受了教训，认识到他和万里的讲话是不妥的。 ⒌ 万里在八十年代其它代表性言论 198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南方沿海地区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中央书记处领导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斥之“胡说八道”。 1986年9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其后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陆定一突然举手“发难”，要求删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书记处成员中，只有万里一个出面附和，中央委员中还有小部分人鼓掌。 万里讲：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社会主义也不对，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赞成取消。 1987年1月2日，胡耀邦写信给邓，要求辞去总书记。1月6日，邓找胡谈话后，委托五人召集开“党内民主座谈会”解决胡的问题，即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1月8日，会议开了5天，和别人“猛烈”炮火批胡不同，万里的批胡显温和。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政治局五常委加杨尚昆、万里七人谈话，表示要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万里跟风表态支持。 ⒍ 万里与黄光裕兄弟 一般可以肯定，中国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高官。 万里与黄光裕是通过万老四万季飞认识的。黄氏兄弟二人在内蒙古倒卖电器，失败，转到北京发展。通过中间人认识万里家人。黄发挥潮汕人公关送礼的传统，成为万里家的上宾。黄氏兄弟口头禅：向银行借100万，要用80万公关，20万营运。凭万里在北京市当过副市长、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人脉，黄氏兄弟在北京很快争到了地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人后来都得到了黄氏兄弟给的一套豪宅。 再拿件事实佐证：外界很纳闷为什么万里最疼爱的孙女万宝宝（万季飞之女），她既非演艺明星有收入，也无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钱在巴黎上流社会当名媛、住豪宅，尽享风流？这些，都是由黄光裕兄弟的私下资助！现在黄光裕出事，万宝宝也乖乖回到北京。 现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能批评万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属的行为，对中共党内高层形象有严重伤害，当然包括对万里本人。因为中央一直要求高官约束其家属，万里就不该自律吗？ 万里在国庆60周年前夕的谈话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 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 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 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是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 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 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 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 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 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 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 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 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责任承担。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 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 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 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 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 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 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 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 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 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 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 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 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 在处理“四人帮”的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 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 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 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 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23/08/2009 万里：建国六十年讲话（摘要）万里说：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 万里说：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万里把每年3月份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究竟起什么作用说的透透的，万里说：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八十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万里说：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万里说：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 万里说：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 万里并不象中共那样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的人民称作“与国外反华势力内外勾结”，要迫害和镇压。万里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万里说：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万里说：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万里说：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 露语轩 梅作月衫因照雪，露为花语可成诗。 《815抗倭胜利日》烽烟赤城非旧事，琉球仍在倭奴家。后羿轻盈曾折日，我辈誓斩东海鲨。 七分血国驱敌寇，一片丹心铸菁华。过往历历金陵破，神州依旧海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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